《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并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是我们党针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提出的实践课题，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要成果，是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的重要保障，深入探究其提出背景、内涵特征和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深化及其内在逻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市场、政府作用扩展为市场、政府作用以及经济秩序，标志着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刻画从聚焦经济运行机制深化为同时涵盖运行机制、过程与结果；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政策重心从着力构建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阶段进入充分释放市场体系内在功能与效能的阶段；从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反映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从以风险防范和秩序稳定为主的维度拓展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协同维度。
从理论逻辑看，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西方理论常在“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之间摇摆。例如，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斯密的《国富论》强调自由主义，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国家干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强调自由主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强调国家调节，等等。这一反复摇摆的演变过程也表明：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超越简单的“二分法”框架和“板块结合”范式，着眼于系统融合与功能协同。
从历史逻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究其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持续推进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权不断扩展，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政府的战略规划、宏观调控、产业政策能力也不断提升，形成政府和市场相互赋能的良性互动，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重要制度优势。
从实践逻辑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对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等更加高远的目标，当前经济体制还存在若干需要完善的方面，如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内需潜力等。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才能形成与战略部署和重点任务更相适应的经济秩序。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的内涵特征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从理念、方法角度进行表述；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是从绩效、结果角度进行表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落脚点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最终指向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其内涵可从如下方面理解：
“放得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指向是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强化政府对市场运行的赋能作用，从而促进商品和要素更加畅通地流动，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最终将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建立在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优化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深刻例证。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农民工这种方式实现大规模非农化流转，这本质上是市场对“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第一产业”这一信号的回应。然而，当前劳动力在城乡、区域、产业间充分流动仍存在一定障碍，劳动力市场存在比较明显的分割特征。近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深化相关领域改革，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赋能市场本身，而不是直接配置劳动力，正是“放得活”的关键实践。
“管得好”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不仅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而且在于从整体和长期目标出发，为经济运行提供战略引导和协同工具。“管得好”既是指政府能够对可能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预警、防范和回应，即“管得住”经济运行中的可能风险，也是指政府能够对成长性、引领性的因素进行充分赋能，即“推得出”经济运行中的新增长点。现阶段，我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能力紧密关联。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取决于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机制以及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化机制。基础研究对于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但往往具有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外部性强等特征，需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依靠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依靠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提高基础研究转化效率，这对于我国推进创新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强调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辩证统一、有机协同。“放得活”与“管得好”互为条件、相互赋能。只有“放得活”才能“管得好”，只有市场作用充分发挥、微观主体富有活力，政府才具有更强的财政动员能力和公共产品提供水平。只有“管得好”才能“放得活”，只有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增强，各类微观主体才能对经济活动形成稳定预期，才能形成投资、创新、消费的充分激励。我国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量和地区发展差异性的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同时兼顾激发活力与维持秩序。“放得活”强调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充分激发地方和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因地制宜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管得好”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实现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良好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根本保障。因此，我国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既有现实必要性，也具备制度可行性。
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的实践要求
在微观层面，着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推动城乡劳动力主要依据工资等价格信号进行自发流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强化资本要素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完善数字确权、定价、交易、治理等体制机制，强化数字技术对资源配置的赋能作用，发挥数字技术在信息对接、市场扩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中观层面，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征程上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在基础研究投入、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保障功能，而且需要各类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开展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要最大化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推进效应。加快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将就业创造、创新成果、城乡融合、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因素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激励地方政府不仅关注短期增长，更要致力于培育区域长期竞争力，构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的区域经济生态。
在宏观层面，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战略引领与区域协同方面，依靠不同类型规划的有机组合确保发展路径的连续性与系统性，通过产业协作、对口支援等机制将区域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发展实践。同时，必须立足于发展目标和时代变化，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经济运行制度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宏观调控工具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协同性，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等。
（作者：高帆，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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